古时候,人们出外办事都要依靠骑马、坐轿、坐船。在苏州,办事、拜客(尤其是女眷),轿子是主要的代步工具。因此,苏州的大户人家,进门都有个“轿厅(亦称前隔厢)”用来放置自备轿子。轿厅,也是女眷们出轿、上轿的所在。
当时许多家庭,轿子有自备的。但为了节省,不一定把轿夫供养在家里,临时需用了,交代“轿盘头”,由其组织(有时还要借调轿子)、传唤轿班(抬轿人)。
苏州是座水城,城里有许多桥,稍大一些的桥,以前都有一座供奉“上天王”的庙。在这庙里集聚了几个无业游民,其中有位领头人物,他垄断了自己的势力范围里的几家大户的“轿班”生意。逢到大户人家有事,要传唤轿班使用,即由他指挥手下的无业游民去当差,得到的酬金,他抽取一些份子,“轿盘头”由此而来。
“轿盘头”是古时苏州的一个特殊行业,这行业最大的收入来源是大户人家的婚、丧二事。遇到大户有丧事,“轿盘头”总是不招自到,从内而外,事无具细,各项杂事统由他招呼、指挥。出殡时,假使是讲些排场东家,仅靠一个“轿盘头”掌控的轿子、抬夫那就不够了,“盘头”就会借调其他“轿盘头”的手下和轿子。如此,在工钱上他又可多剥一点。
相比之下,嫁的进项更大。女儿未嫁时,女方家长要把妆奁在厅堂里摆放齐整。再按例请男家的媒人来吃饭,与他商谈“盘头”钱。意思是,结婚那天,要男方来人安排嫁妆的运输。妆奁越多,需用的人就越多,运费就越大,而这笔钱又是由男家开销的。狡猾的“轿盘头”便利用女主人爱慕虚荣的心理,总说妆奁如何丰富华贵、照料必须周到、人手绝不可少,这运输费当然也不能再少了。女主人也是要这笔钱越多越好,运费多了,说明自家妆奁之多;另方面也讨好了“轿盘头”,让他多赚些钱,补偿平时差遣他们的辛劳。如果男方媒人开价少了,就是看轻了嫁妆,有侮辱女家之意。
自明朝中期,苏州的丝绸生产规模扩大,“轿盘头”不再是桥头单一的生意了。盘踞于桥头等人招用之辈,增加了机户(丝绸业),再添上走做(不住家佣人)、剃头娘姨、泥匠木工等等,他们一清早就站立在约定俗成的各行业所盘踞的桥头等人招用。
《古今图书集成·职方典·苏州府风俗考》记载:苏州“郡城之东,皆习机业,织文曰缎,方空为纱。工匠各有专能。匠有常主,计日受值。有他故,则唤无主之匠代之,曰‘唤代’(一作‘唤找’)。无主者黎明立桥以待,缎工立花桥,纱工立广化寺桥,以车纺丝者曰车匠,立濂溪坊。什百为群,延颈而望,如流民相聚,粥后俱各散归。若机房工作减,此辈衣食无所矣。每桥有行头分遣,今织造府禁革,已其左右为利也。”“行头分遣”也即“盘头分派”,“轿盘头”彻底转换为“桥盘头”了。
清朝虽然有禁止机工站立桥头的规定,可这也仅对为供官家之用的丝绸机工一类吧(自清政府在苏设立“”织造局后,自有织机173张,且有固定机工)。因此,各业人员盘桓在苏城桥头,等人招用的现象一直延续到民国末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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