苏州蚕农的习俗

苏州是著名的丝绸之乡，历来是中国丝绸生产和丝绸贸易较为发达的地区之一。精湛的加工技艺，丰富的丝绸品种，使这一源远流长的生产技术，与苏州人的日常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传统文化。同时它又和苏州的城市发展结下了不解之缘，为苏州的地方经济作出了很大贡献。苏州的蚕桑丝绸文化在国内外交往发展中，更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。

秦汉以来，随着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和生产力的发展，民间普遍养蚕织绸，一家一户、男耕女织的生产方式成为了当时蚕桑丝绸生产的主要形式。到三国东吴时期，江东丝绸的发展出现过一次高潮，丝绸产品被大量地生产。

宋元时代，随着皇室的南渡和全国经济中心的南移，南方的经济、文化在历史上出现了一次空前的大发展，太湖流域特别是苏州的丝绸业，从此也开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繁荣时期。传统的蚕桑丝绸业，之所以能在当时苏州一带迅速繁荣起来，并占有全国丝绸生产以及当地经济发展的较大比重，不仅是由于这里有着良好的地理条件，更重要的是在战乱和历史的变迁中，相对稳定的南方经济、文化发展面临较好的历史机遇，同时，也得益于苏州一带具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。当时的丝绸，除了用于日常的衣用服饰外，还大量地运用到非服饰用的领域，如宗教礼仪方面，装饰与绘画方面，以及书画的装帧上等等。

明清苏州的丝绸业，延续了元代官府织染局和民间共同发展的格局，在生产规模、技术水平、产品种类以及对外贸易等方面均超越了前朝。明永乐年间，郑和从苏州刘家港出发七下西洋，就曾带去成批的丝绸和丝绸制品，进行了大量的物对物贸易。清康熙至乾隆年间，苏州织造局的生产规模是全国之冠，苏州传统丝绸手工业进入顶峰时期。

江南蚕桑种植的区域，主要集中在苏州沿太湖地区和浙江杭嘉湖地区，苏州就名副其实地成了明清时期江南蚕桑丝绸的重要郡城。在当时的农村中，“田”一般用于种植粮食作物，而“地”主要是种植桑树等经济作物，种桑养蚕规模的不断扩大，曾一度出现了田降地升、田地面积互为消长的现象，男女老少，“桑柘遍野，无人不习蚕”，因此蚕桑丝绸业在当时苏州农村经济中已到了举足轻重的地步。农村中的妇女对此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，女未及笄，即习育蚕，蚕家女儿自幼就在母亲的悉心指导下，学会养蚕做丝的技艺，女儿出阁，还要将栽桑、饲蚕、缫丝等娴熟自如的技艺带到婆家，以使精湛的技艺得以世代相传。因此，在苏州周边的农村中，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，比纯耕作区的广大农村来说，相对要淡薄得多。苏州周边农村在饲养家蚕上，主要有“头蚕”和“二蚕”两个季节，它相当于现在的春蚕和夏蚕。春蚕季节农村中一般称作“上忙”，而稻作季节习惯上称作“下忙”，蚕稻两作，对农民的经济生活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，民间就有“春茧半年粮”的说法，这充分反映了明清时期苏州农村蚕桑生产的规模。

苏州民间还形成了关于蚕桑的种种习俗。如养蚕的妇女要用红纸折剪成纸花，插在鬓发上，或者到庙会上买些专门的绢花来作发饰，称为“戴蚕花”，以增添蚕期的气氛，又将这种蚕花作为吉祥物用到婚嫁迎亲等礼仪场合，像“竖蚕花竹”“坐蚕花床”等等。每年三月开春时节，农村里就要开始忙于养蚕了，养蚕前除了蚕室内要掸尘刷墙外，还有一项十分重要的事，就是拜蚕神，要祈求神灵，保佑蚕事一切顺利，出茧丰收。吴江盛泽的先蚕祠遗址，就是拜蚕神的祠庙，当地人称它为“蚕花殿”。在养蚕时从孵蚁到结茧，蚕户家家要闭户，停止一切交往，孵蚁时蚕娘必须少言寡语，孤眠净身，消除杂念，人们不可打扰她。乾隆《震泽县志》称三四月为蚕月，“禁喧阗，忌亲朋来往”，谓之“蚕关门”。这一风俗，在客观上可防止蚕病的传染蔓延，有一定的科学道理。结茧以后，乡间邻里才开始恢复串门，称为“蚕开门”，此时收成已有了一定的把握，蚕月大忙，总算有了希望，因此有一系列庆祝活动，如“望山头”“饮落山酒”“敲蚕花鼓”等等，相互评比蚕茧的质量，设宴庆贺，同时又要祭谢蚕神。这些民间习俗，在明清时期形成，到20世纪20、30年代，随着倡导科学养蚕，才开始逐渐被淡化。